1935年10月几千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红军战士，拖着破烂的棉衣，踏进陕北吴起镇。黄土高坡的风，吹在他们脸上，吹不走长征路上的血与泪杭州银行股票股，却吹出了一条新中国的生路。
就是在这个几乎走到了悬崖边”的时刻，另一个人也在地图上紧紧盯着他们——蒋介石。
他曾反复宣称共产党比日本人更危险。”剿共，是他一生的头等大事。按常理，他应该咬死不放：追到天涯海角，不灭不休。可事实是——红军到了陕北，曾一路狂追不舍的几十万国民党兵，突然“熄火”了。
为什么是心慈手软是战术失误？还是另有隐情？
把这段历史拆开你会发现：蒋介石不是不想追，而是“追不起”“追不了”“追不动”，最后被时代的洪流，把他从“剿共总指挥”位置上硬生生拽了下来。
真正改变中国命运的不只是战场上的枪声，更是“人心”和“时局”悄然完成的倒戈。
一从会师到分家”：张国焘这一跤，蒋介石也跟着摔了
先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夏天。
懋功会师本来是红军历史上的大喜事。中央红军长征千难万险，总算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。纸面实力一看：红四方面军八万出头，人多枪多；中央红军不到一万，衣服破得能透风。
问题就出在这不平衡”上。
张国焘手里握着八万大军，心里就飘了。他嫌中央“人少话却多”，不肯听指挥，非要南下川康，盘踞在他自己熟悉的地盘。中央则坚持：要北上，走向抗日的前线，去寻找民族解放的出路。
一个要往南一个要往北，两边吵到最后，谁也不让，索性一拍两散——
1935年9月中央红军咬牙北上，红四方面军主力转身南下。
这一下不光分开了两支红军，也把蒋介石的追兵硬生生“撕裂”了。
在蒋介石眼里红四方面军那八万人马才是真的“眼中钉”：人多、枪多、地盘熟，一旦在川康扎下根来，将来要命。他一听说红四方面军往南边冲，立刻变脸，把原本在后面追中央红军的薛岳、胡宗南那些中央嫡系一股脑调向四川，专心堵截红四方面军。
四川川康一带一时间挤满了二十多万国民党军，密不透风。等中央红军走进陕北，发现后面那条“黑压压的长龙”已经少了一大截。
有人会问蒋介石就不能“兵分两路”，两头夹击？
可他算账算得比谁都精。
一边是八万红四方面军，一边是几千人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。对他来说，哪个威胁大？一目了然。他甚至觉得：几千人跑到穷得叮当响的陕北，顶多成个“地方土匪”，掀不起大浪。
可他没想到就是他这一次“主次分明”的判断，竟把中国的未来让了出去。
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被围追堵截，从八万打到只剩四万，被迫北上时，陕北那边的中央红军已经把脚牢牢踩在了黄土地上。
张国焘任性一南下客观上替中央红军挡了最凶猛的一轮炮火。蒋介石并不觉得他是在帮忙，但历史记得。
二陕北这块烂地方”，恰恰是红军的天然堡垒
追兵被分走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——陕北这个地方，本身就不适合蒋介石那套“兵多炮猛”的打法。
地图上看陕北只是块偏僻的黄土地，可在做战场，它就是一个天然的“关公战秦琼”：红军、中央军各自的长短处，被放到了放大镜底下。
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一条条山沟如迷宫一样盘绕。红军人少，脚勤，熟悉地形，钻沟里、爬山梁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简直像鱼进了水。
中央军呢大部队行动，长蛇阵一拉几公里，重炮、辎重车一大堆。黄土沟里，炮拉不动，车走不动，汽车刚开几步，就陷在松软的土坡里抡不出来。最后，几十万人的现代化军队，被逼着跟红军一样“背口袋、扛大炮、走山路”。
更关键的是补给。
陕北穷是出了名的黄土地上种不出多少粮食，本地就养不起多少士兵。蒋介石要大举西进，粮食、子弹、被服，全都得从几百公里外一车车、一驮驮往前送。每走一段路，都可能被红军的小股部队“砍尾巴”：炸桥、截粮、袭扰运输线，逼得他“吃一口粮先掉一层皮”。
这样一算账蒋介石心里有数：要靠中央嫡系大兵团长期开进陕北，代价高得吓人，收益却看不到。
于是他换了一招不上自己的人，先让别人“冲一冲锋”。
三让别人替自己流血：东北军、西北军被推上前线
1935年10月蒋介石搞了个“西北剿匪副总司令部”，把张学良推到前台，让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去做“主力”。
乍一看这是给面子副总司令，名头不小。但明白人一看就懂——这其实是把他们往火坑里推。
张学良心里更是五味杂陈。
几年前九一八事变，东北三省在日本铁蹄下沦陷，东北军几十万人没开几枪就后撤，背上了“不抵抗”的骂名。弟兄们心里憋着一肚子火：家乡被占，父母亲人受欺负，他们却被赶到西北打内战。
现在到了陕北发现红军虽然穷得叮当响，却天天喊抗日，还真刀真枪和日军干过。东北军很多官兵心里就开始拧巴：自己被要求对着同胞开枪，去打那些要去杀日本人的人。这仗怎么打得顺手？
偏偏战场上的事实又给了他们重重一闷棍。
劳山一战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吃掉，师长何立中战死；直罗镇一战，109师又被打垮，师长牛元峰自杀身亡。两个主力师，说没就没了。
按说损失这么大最高统帅至少得安抚一下吧？结果蒋介石的操作让人寒心——不仅不慰问，反而直接取消这两个师的番号，断了军饷，顺手削了东北军一块“肉”。
这是什么以剿共为名，借机削弱异己。
张学良看得一清二楚再这么打下去，红军没消灭多少，自己手底下的家底先被蒋介石掏空了。
杨虎城那边想法也差不多。
他是本地军阀懂蒋介石的路数：把你扶上来，是因为暂时需要你守这块地。等局势稳了，迟早要找理由收拾你。东北军两个师被废，他看在眼里，等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
继续卖命围剿红军那就是拿自家的老命去给别人铺路。
于是在1936年初张学良、杨虎城都悄悄和红军达成了默契——互不进攻、保持“表面敌意”，暗地里还能做点买卖，换点物资。
前线就出现了诡异又真实的一幕：
阵地对面东北军士兵和红军战士隔着战壕聊天；有人扔烟，有人“故意”把弹药留在阵地上不管，让红军“夜间缴获”；交火时，枪口往天上一抬，放两梭子“任务弹”，交差了事。
蒋介石不是看不出来但他还抱着一丝幻想：只要自己还在西安压着，他们就不敢翻天。
他低估了人心被逼到绝路时的反弹。
四后院突然起火两广一闹，蒋介石顾不得北方
正当蒋介石准备慢慢磨”陕北红军时，他的南方地盘突然炸了锅。
1936年5月广东的陈济棠、广西的李宗仁、白崇禧联手，公开和他翻脸。
导火索是胡汉民去世蒋介石想借机收回两广的军权、财权、人事权，把这两个“半独立王国”彻底纳入自己手里。两广军阀一看就明白：这不是商量，这是要命。
于是他们打出一面招牌——“抗日救国”。实际上却是：反蒋自保。
6月1日两广通电全国，三十多万大军一路向湖南杀过去，摆明了要给蒋介石一个“下马威”。
这对蒋介石来说是后院起火”。南方是他的根基，财政、兵源都离不开那一片。陕北再怎么说，只是偏远一角，而两广要是丢了，那是“家底”松动。
他只好咬牙一横把大部分精锐中央军——四十万左右——全部调去南方，顶住两广联军的攻势。
军事压力之外他又端出一锅“不见血的刀子”——银弹。
用港币争取空军将领用大洋收买地方军长，一重一重地瓦解对手内部。陈济棠顶不住内外交困，被迫下台；广西那边再想硬扛，发现离心力越来越大，最后也不得不握手言和。
这一折腾从1936年6月到9月，蒋介石几乎把全部精力扔在了南边。陕北那头，红军反而迎来了最金贵的一段时间——整整几个月的“低压期”。
这几个月对红军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能在同一块地上扎根，而不用今天一打仗、明天就转移；意味着能从当地贫苦农民中吸收新鲜血液，把一支疲惫之师重新拉成红旗飘飘的队伍；意味着能把长征路上散碎的力量、零碎的武器整合起来，形成稳固的根据地。
1935年10月红军到陕北时，人少、枪少、弹少、衣服破、体力透支；到了1936年秋天，情况已经明显不同——队伍扩大了，补给好转了，群众基础扎下去了。
等蒋介石回过头再想收拾陕北，局势已经悄悄翻了一个面。
五最后一推西安事变，让“剿共”变成“抗日”
1936年10月底两广事变基本收尾，蒋介石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扳回北方这一局。
他飞到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，亲自压阵，准备对陕北红军来一场“致命打击”。
他的算盘很简单要么让张学良的东北军拼命冲锋，替他流血；要么把张、杨两家的兵权全收回，把陕西交给中央军直接掌控。
给张学良开的菜单，看似是“两条路任选其一”，实际上都是毒药：
方案A东北军全力进攻红军——前面几仗的损失摆在那儿，再这么打，东北军迟早被打残，然后被中央军吞并，一点不剩；
方案B东北军离开西北，去福建；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滚到安徽——离开自己的地盘，就像树被连根拔走，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只能任人宰割。
张学良跑去见蒋介石多次提出：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蒋介石一句话——不谈。
民意这时候也在发酵。
12月9日西安学生上街游行，高喊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，军警开枪，学生倒在血泊中。张学良赶去收拾局面，看到年轻人倒在地上，听到“拥护张副司令抗日”的呼喊，他心里翻江倒海。
一边是被日本侵略的故土，一边是被要求继续打内战的命令；一边是蒋介石步步紧逼，一边是士兵和民众的热切期盼。
在爱国与屈服之间他做了选择。
1936年12月12日凌晨，张学良的卫队悄悄包围了华清池。蒋介石半夜听到枪声，披着睡衣翻山逃跑，最后在骊山石缝里被捉了出来。城里，杨虎城则把蒋介石身边一批军政要员一网打尽。
举国震动的西安事变就这样爆发。
讽刺的是那一天原本是蒋介石准备下达第六次“围剿”红军总攻命令的日子。他没来得及签字，就已经成了别人手中的“筹码”。
后来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——周恩来等共产党代表连夜赶赴西安，各方力量反复斡旋，最后迫使蒋介石承认一个简单的真理：国家危亡之时，内战再打下去，只会替侵略者铺路。
从那之后国民党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“围剿”就戛然而止。1937年初，中共中央移驻延安；不久，国民党在公开会议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。从枪对枪、血对血的硬碰硬，转向“合作抗日”的大格局。
蒋介石本想在陕北给红军“画上句号”，结果，历史给他画了一个问号：谁才真正代表民族的方向？
六为什么红军到了陕北，大军没再追上来？
把这一切合在一起答案其实很清晰——
不是蒋介石突然变好心，而是他已经被现实的多重力量捆住了手脚：
第一兵力被分散 张国焘南下，红四方面军成了蒋介石眼中的“大敌”，他只好把最精锐的部队压到四川，把追击中央红军的锋芒硬生生“拐”了过去。
第二地形天生敌对 陕北的黄土高原，是红军灵活机动的舞台，却是中央军重装备的噩梦。沟壑如网，补给艰难，打起仗来，中央军的优势反而被削弱，拖得他不敢大举孤注一掷。
第三地方军阀不再卖命。 东北军、西北军表面“围剿”，实际上却在磨洋工。他们认清了蒋介石“借刀杀人”的心思，也被红军的抗日主张打动，选择与其说是“围剿”，不如说是“消极抵制”。
第四南方后院连续起火。 两广事变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，让蒋介石不得不把大半精锐调往南方灭火。几个月时间，红军在陕北休养生息，积蓄力量，错过了最好消灭他们的机会。
第五最关键的是时间站到了另一边。 当蒋介石终于腾出手，妄图在西北对红军实施最后重击时，西安事变爆发了。人心、民意、民族危机汇成一个方向，把他从“继续内战”的路上硬生生扳了回来。
换句话说红军能在陕北立足，并不是靠“运气”，而是靠三样东西：
一是信念即使只剩几千人，也坚持要往抗日前线北上，不肯缩回旧地为一地一城而战； 二是人心——被剥削、被压迫的人民，把最后一袋小米、最后一块干馍留给了这支队伍； 三是大势——侵略者的铁蹄，让“继续内战”这件事变得越来越不合情理、不合天理。
站在今天回头看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死追红军？因为他要面对的已经不止是陕北的一支队伍，而是整个民族的方向。
有人说历史是强者的游戏。可中国近代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：枪口再硬，挡不住人心的选择；权谋再精，拗不过民族的命运。
荒凉的陕北黄土高坡上，那些破衣烂衫、脚上裹着布条的红军战士，也许从没想过自己正站在历史转折点的中心。但正是他们的坚持，让一个被瓜分欺辱的古老国家，终于有了重新站起来的希望。
当一个人一支队伍愿意为民族前途牺牲一切杭州银行股票股，时间就会悄悄站到他们这一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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