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35年10月几千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红军战士,拖着破烂的棉衣,踏进陕北吴起镇。黄土高坡的风,吹在他们脸上,吹不走长征路上的血与泪杭州银行股票股,却吹出了一条新中国的生路。
就是在这个几乎走到了悬崖边”的时刻,另一个人也在地图上紧紧盯着他们——蒋介石。
他曾反复宣称共产党比日本人更危险。”剿共,是他一生的头等大事。按常理,他应该咬死不放:追到天涯海角,不灭不休。可事实是——红军到了陕北,曾一路狂追不舍的几十万国民党兵,突然“熄火”了。
为什么是心慈手软是战术失误?还是另有隐情?
把这段历史拆开你会发现:蒋介石不是不想追,而是“追不起”“追不了”“追不动”,最后被时代的洪流,把他从“剿共总指挥”位置上硬生生拽了下来。
真正改变中国命运的不只是战场上的枪声,更是“人心”和“时局”悄然完成的倒戈。
一从会师到分家”:张国焘这一跤,蒋介石也跟着摔了
先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夏天。
懋功会师本来是红军历史上的大喜事。中央红军长征千难万险,总算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。纸面实力一看:红四方面军八万出头,人多枪多;中央红军不到一万,衣服破得能透风。
问题就出在这不平衡”上。
张国焘手里握着八万大军,心里就飘了。他嫌中央“人少话却多”,不肯听指挥,非要南下川康,盘踞在他自己熟悉的地盘。中央则坚持:要北上,走向抗日的前线,去寻找民族解放的出路。
一个要往南一个要往北,两边吵到最后,谁也不让,索性一拍两散——
1935年9月中央红军咬牙北上,红四方面军主力转身南下。
这一下不光分开了两支红军,也把蒋介石的追兵硬生生“撕裂”了。
在蒋介石眼里红四方面军那八万人马才是真的“眼中钉”:人多、枪多、地盘熟,一旦在川康扎下根来,将来要命。他一听说红四方面军往南边冲,立刻变脸,把原本在后面追中央红军的薛岳、胡宗南那些中央嫡系一股脑调向四川,专心堵截红四方面军。
四川川康一带一时间挤满了二十多万国民党军,密不透风。等中央红军走进陕北,发现后面那条“黑压压的长龙”已经少了一大截。
有人会问蒋介石就不能“兵分两路”,两头夹击?
可他算账算得比谁都精。
一边是八万红四方面军,一边是几千人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。对他来说,哪个威胁大?一目了然。他甚至觉得:几千人跑到穷得叮当响的陕北,顶多成个“地方土匪”,掀不起大浪。
可他没想到就是他这一次“主次分明”的判断,竟把中国的未来让了出去。
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被围追堵截,从八万打到只剩四万,被迫北上时,陕北那边的中央红军已经把脚牢牢踩在了黄土地上。
张国焘任性一南下客观上替中央红军挡了最凶猛的一轮炮火。蒋介石并不觉得他是在帮忙,但历史记得。
二陕北这块烂地方”,恰恰是红军的天然堡垒
追兵被分走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——陕北这个地方,本身就不适合蒋介石那套“兵多炮猛”的打法。
地图上看陕北只是块偏僻的黄土地,可在做战场,它就是一个天然的“关公战秦琼”:红军、中央军各自的长短处,被放到了放大镜底下。
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一条条山沟如迷宫一样盘绕。红军人少,脚勤,熟悉地形,钻沟里、爬山梁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简直像鱼进了水。
中央军呢大部队行动,长蛇阵一拉几公里,重炮、辎重车一大堆。黄土沟里,炮拉不动,车走不动,汽车刚开几步,就陷在松软的土坡里抡不出来。最后,几十万人的现代化军队,被逼着跟红军一样“背口袋、扛大炮、走山路”。
更关键的是补给。
陕北穷是出了名的黄土地上种不出多少粮食,本地就养不起多少士兵。蒋介石要大举西进,粮食、子弹、被服,全都得从几百公里外一车车、一驮驮往前送。每走一段路,都可能被红军的小股部队“砍尾巴”:炸桥、截粮、袭扰运输线,逼得他“吃一口粮先掉一层皮”。
这样一算账蒋介石心里有数:要靠中央嫡系大兵团长期开进陕北,代价高得吓人,收益却看不到。
于是他换了一招不上自己的人,先让别人“冲一冲锋”。
三让别人替自己流血:东北军、西北军被推上前线
1935年10月蒋介石搞了个“西北剿匪副总司令部”,把张学良推到前台,让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去做“主力”。
乍一看这是给面子副总司令,名头不小。但明白人一看就懂——这其实是把他们往火坑里推。
张学良心里更是五味杂陈。
几年前九一八事变,东北三省在日本铁蹄下沦陷,东北军几十万人没开几枪就后撤,背上了“不抵抗”的骂名。弟兄们心里憋着一肚子火:家乡被占,父母亲人受欺负,他们却被赶到西北打内战。
现在到了陕北发现红军虽然穷得叮当响,却天天喊抗日,还真刀真枪和日军干过。东北军很多官兵心里就开始拧巴:自己被要求对着同胞开枪,去打那些要去杀日本人的人。这仗怎么打得顺手?
偏偏战场上的事实又给了他们重重一闷棍。
劳山一战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吃掉,师长何立中战死;直罗镇一战,109师又被打垮,师长牛元峰自杀身亡。两个主力师,说没就没了。
按说损失这么大最高统帅至少得安抚一下吧?结果蒋介石的操作让人寒心——不仅不慰问,反而直接取消这两个师的番号,断了军饷,顺手削了东北军一块“肉”。
这是什么以剿共为名,借机削弱异己。
张学良看得一清二楚再这么打下去,红军没消灭多少,自己手底下的家底先被蒋介石掏空了。
杨虎城那边想法也差不多。
他是本地军阀懂蒋介石的路数:把你扶上来,是因为暂时需要你守这块地。等局势稳了,迟早要找理由收拾你。东北军两个师被废,他看在眼里,等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
继续卖命围剿红军那就是拿自家的老命去给别人铺路。
于是在1936年初张学良、杨虎城都悄悄和红军达成了默契——互不进攻、保持“表面敌意”,暗地里还能做点买卖,换点物资。
前线就出现了诡异又真实的一幕:
阵地对面东北军士兵和红军战士隔着战壕聊天;有人扔烟,有人“故意”把弹药留在阵地上不管,让红军“夜间缴获”;交火时,枪口往天上一抬,放两梭子“任务弹”,交差了事。
蒋介石不是看不出来但他还抱着一丝幻想:只要自己还在西安压着,他们就不敢翻天。
他低估了人心被逼到绝路时的反弹。
四后院突然起火两广一闹,蒋介石顾不得北方
正当蒋介石准备慢慢磨”陕北红军时,他的南方地盘突然炸了锅。
1936年5月广东的陈济棠、广西的李宗仁、白崇禧联手,公开和他翻脸。
导火索是胡汉民去世蒋介石想借机收回两广的军权、财权、人事权,把这两个“半独立王国”彻底纳入自己手里。两广军阀一看就明白:这不是商量,这是要命。
于是他们打出一面招牌——“抗日救国”。实际上却是:反蒋自保。
6月1日两广通电全国,三十多万大军一路向湖南杀过去,摆明了要给蒋介石一个“下马威”。
这对蒋介石来说是后院起火”。南方是他的根基,财政、兵源都离不开那一片。陕北再怎么说,只是偏远一角,而两广要是丢了,那是“家底”松动。
他只好咬牙一横把大部分精锐中央军——四十万左右——全部调去南方,顶住两广联军的攻势。
军事压力之外他又端出一锅“不见血的刀子”——银弹。
用港币争取空军将领用大洋收买地方军长,一重一重地瓦解对手内部。陈济棠顶不住内外交困,被迫下台;广西那边再想硬扛,发现离心力越来越大,最后也不得不握手言和。
这一折腾从1936年6月到9月,蒋介石几乎把全部精力扔在了南边。陕北那头,红军反而迎来了最金贵的一段时间——整整几个月的“低压期”。
这几个月对红军来说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能在同一块地上扎根,而不用今天一打仗、明天就转移;意味着能从当地贫苦农民中吸收新鲜血液,把一支疲惫之师重新拉成红旗飘飘的队伍;意味着能把长征路上散碎的力量、零碎的武器整合起来,形成稳固的根据地。
1935年10月红军到陕北时,人少、枪少、弹少、衣服破、体力透支;到了1936年秋天,情况已经明显不同——队伍扩大了,补给好转了,群众基础扎下去了。
等蒋介石回过头再想收拾陕北,局势已经悄悄翻了一个面。
五最后一推西安事变,让“剿共”变成“抗日”
1936年10月底两广事变基本收尾,蒋介石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扳回北方这一局。
他飞到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,亲自压阵,准备对陕北红军来一场“致命打击”。
他的算盘很简单要么让张学良的东北军拼命冲锋,替他流血;要么把张、杨两家的兵权全收回,把陕西交给中央军直接掌控。
给张学良开的菜单,看似是“两条路任选其一”,实际上都是毒药:
方案A东北军全力进攻红军——前面几仗的损失摆在那儿,再这么打,东北军迟早被打残,然后被中央军吞并,一点不剩;
方案B东北军离开西北,去福建;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滚到安徽——离开自己的地盘,就像树被连根拔走,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,只能任人宰割。
张学良跑去见蒋介石多次提出: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。蒋介石一句话——不谈。
民意这时候也在发酵。
12月9日西安学生上街游行,高喊“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”,军警开枪,学生倒在血泊中。张学良赶去收拾局面,看到年轻人倒在地上,听到“拥护张副司令抗日”的呼喊,他心里翻江倒海。
一边是被日本侵略的故土,一边是被要求继续打内战的命令;一边是蒋介石步步紧逼,一边是士兵和民众的热切期盼。
在爱国与屈服之间他做了选择。
1936年12月12日凌晨,张学良的卫队悄悄包围了华清池。蒋介石半夜听到枪声,披着睡衣翻山逃跑,最后在骊山石缝里被捉了出来。城里,杨虎城则把蒋介石身边一批军政要员一网打尽。
举国震动的西安事变就这样爆发。
讽刺的是那一天原本是蒋介石准备下达第六次“围剿”红军总攻命令的日子。他没来得及签字,就已经成了别人手中的“筹码”。
后来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——周恩来等共产党代表连夜赶赴西安,各方力量反复斡旋,最后迫使蒋介石承认一个简单的真理:国家危亡之时,内战再打下去,只会替侵略者铺路。
从那之后国民党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“围剿”就戛然而止。1937年初,中共中央移驻延安;不久,国民党在公开会议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。从枪对枪、血对血的硬碰硬,转向“合作抗日”的大格局。
蒋介石本想在陕北给红军“画上句号”,结果,历史给他画了一个问号:谁才真正代表民族的方向?
六为什么红军到了陕北,大军没再追上来?
把这一切合在一起答案其实很清晰——
不是蒋介石突然变好心,而是他已经被现实的多重力量捆住了手脚:
第一兵力被分散 张国焘南下,红四方面军成了蒋介石眼中的“大敌”,他只好把最精锐的部队压到四川,把追击中央红军的锋芒硬生生“拐”了过去。
第二地形天生敌对 陕北的黄土高原,是红军灵活机动的舞台,却是中央军重装备的噩梦。沟壑如网,补给艰难,打起仗来,中央军的优势反而被削弱,拖得他不敢大举孤注一掷。
第三地方军阀不再卖命。 东北军、西北军表面“围剿”,实际上却在磨洋工。他们认清了蒋介石“借刀杀人”的心思,也被红军的抗日主张打动,选择与其说是“围剿”,不如说是“消极抵制”。
第四南方后院连续起火。 两广事变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,让蒋介石不得不把大半精锐调往南方灭火。几个月时间,红军在陕北休养生息,积蓄力量,错过了最好消灭他们的机会。
第五最关键的是时间站到了另一边。 当蒋介石终于腾出手,妄图在西北对红军实施最后重击时,西安事变爆发了。人心、民意、民族危机汇成一个方向,把他从“继续内战”的路上硬生生扳了回来。
换句话说红军能在陕北立足,并不是靠“运气”,而是靠三样东西:
一是信念即使只剩几千人,也坚持要往抗日前线北上,不肯缩回旧地为一地一城而战; 二是人心——被剥削、被压迫的人民,把最后一袋小米、最后一块干馍留给了这支队伍; 三是大势——侵略者的铁蹄,让“继续内战”这件事变得越来越不合情理、不合天理。
站在今天回头看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死追红军?因为他要面对的已经不止是陕北的一支队伍,而是整个民族的方向。
有人说历史是强者的游戏。可中国近代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:枪口再硬,挡不住人心的选择;权谋再精,拗不过民族的命运。
荒凉的陕北黄土高坡上,那些破衣烂衫、脚上裹着布条的红军战士,也许从没想过自己正站在历史转折点的中心。但正是他们的坚持,让一个被瓜分欺辱的古老国家,终于有了重新站起来的希望。
当一个人一支队伍愿意为民族前途牺牲一切杭州银行股票股,时间就会悄悄站到他们这一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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